在交通事故处理中，动辄成千上万的“拖车费”屡见不鲜。而在这些天价拖车费中，“行政性处理”和“经营性收费”就像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子，令当事车主陷入迷魂阵。

深圳律师安星就遭遇了这类事情，在一次交通事故中，他收到了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出具的《委托收费通知书》——安星必须先向深圳市建设银行
“指定账户”缴纳“拖车费”和“停车费”——共计713元。凭着银行的收款凭证，才能到指定停车场取车。（《南方周末》）

安星打赢了返还拖车费的官司，值得庆幸，但这是一个令人悲凉的孤例。假如安星不是律师，他还敢叫板罗湖交警大队吗？换作一般车主，能分得清“行政性处理”和“经营性收费”的区别吗？如果安星不下定决心，怀揣着“希望通过这次诉讼带给大家发”的信念，能坚持打这场耗时10个月之久的官司吗？

安星打赢了官司，但如安星所称：“相信我的遭遇并非个案”。这确实并非个案！近年来，有关拖车费的案例可谓多矣。比如，去年12月，北京房山区跑运输的司机佟喜因交通事故，车被拖走，拖车公司向他收取高达1．4万元的拖车费。事实上，他的小货车买来时才花了两万元。此前不久，车主张先生在交通事故中出事的大货车被拖9公里，负责拖车的客运公司向他们要10900元拖车费。

拖车费如此畸高，事故车主叫苦不迭，却无可奈何，交通管理部门振振有辞，这是商业性收费而非行政性收费。日前，北京市发改委有关人士就万元拖车费一事表态时亦称，拖车费用不在定价范围内，属于车主和拖车公司双方协商定价。
拖车费果真是纯粹的商业性收费吗？交通管理部门真能脱得了干系吗？其实，正如强制驾校培训的背后，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迷局一样，拖车费背后同样隐匿着千丝万缕的利益链条——许多拖车公司和交通管理部门的关系是暧昧的，是有着利益关联的。君不见，交通事故甫一发生，在警方的通知下，赶来拖车的拖车公司，往往是与交通管理部门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。而且，在这关口，车主往往没有选择余地，更遑论讨价还价了。往往都是到了事后，面对强卖的天价拖车费时，车主欲哭无泪。尤需提及的是，如果是“编外”的拖车公司则无法染指这项业务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尽管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93条规定，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拖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，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停放地点”。但在利益驱动下，一些交通管理部门怎肯放下这块唐僧肉，于是在行政性收费的名义下，他们权力自肥。或者与拖车公司进行勾结，继续从中渔利。事实上，根据相关规定，转移国家管理职能，或将国家行政机关职责范围内的公务活动变无偿为有偿进行收费的，均属乱收费。只是，一些交通部门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，早已把这规定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报道称，2006年中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37万余起。除少数重特大事故外，这些事故的解决都涉及到交警部门的“酌情处理权”，而拖、吊车显然正属于“酌处权”。随着车辆越来越多，随着事故越来越频，拖车收费的问题再也不能如此混乱下去了。